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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开拓市场上下功夫，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注重贸易平衡。要在金融保障上下功夫，加快形成金融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体系，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引导社会资金共同投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项目，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外汇资金支持。

《金证券》记者注意到，截至7月底，货币基金数量为348只，而6月底货币基金数量同样是348只。也就是说，规模的增长不是数量增多导致的，而是切切实实的净申购造成。货币基金是零钱理财的主要渠道之一。为防范风险，监管层收紧了货币基金T+0赎回阀门，7月1日起，每日限额1万元，赎回超过1万元的货币基金到账时间延长为T+1日或T+2日，便利性下降。在监管一系列的组合拳下，货币型基金6月规模出现了较大缩水。

1）财政政策：建议2020年财政政策更积极，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赤字和专项债达到两个“3万亿”，支持减税和基建，放水养鱼，扩大内需。在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大责任，且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可以解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第一，适度扩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财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赤字总额3万亿，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稳基建腾出空间。从欧盟和其他主要国家的财政实践看，3%并非绝对红线，逆周期调节部分年份突破3%为正常现象。中国政府负债率在国际上偏低，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政府具有加杠杆空间。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主权信用融资成本也低，在地方政府和私人部门受资产负债表约束需求疲软之时，中央政府应主动加杠杆以承接和转移宏观杠杆，适度扩大赤字，发挥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当前基建投资适度超前，不仅能够节约成本，而且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第二，增加专项债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万亿。第三，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第四，增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避免财政收入增速下行背景下地方政府出现“乱收费”等恶化营商环境的行为。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精简机构人员，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第六，改革财政体制，给地方放权，稳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地方。

国际化品种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正在提升，最近有两家著名国际矿山公司与我国钢铁公司分别签订了基于期货价格的铁矿石现货贸易合约和基差贸易合约。大宗商品市场本来就是一个全球性的市场，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既符合我国国际贸易大国发展需要，也是我国期货市场提升国际定价能力的必然途径。

机身右侧是一整块挡板，中部凸起方便背板走线，并无其他额外装饰。在中国，移动支付主要形式是刷二维码，都已经普及到了菜市场。但国外，支付的主要手段还是信用卡或现金。伦敦算是比较先进的，可说是欧洲移动支付中心之一，在不带现金的情况下四处闲逛体验很好，但对这对街头音乐人来说是个问题……

2001年PPI和CPI再次共同下滑，要看到2001年为什么PPI跌幅大于CPI就要回到1998年，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用基建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而1998年的问题依然是外部风险的外溢传导的，到了1999年前后面临国企改革，大量的国企员工失业等问题，失业之后的员工面临生活上的问题不得不紧衣缩食，这就导致需求必然下滑，所以1998-1999年CPI和PPI全部出现负数，换句话说这期间问题是外部风险传导点燃内部问题。到了1999年政府开始供给侧改革（针对纺织业），到了2000年国内问题慢慢开始化解，2000年之后CPI相对1999年有所缓解，但是PPI依然是负数，这期间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导致市场对美国的经济前景的担忧，导致工业品价格的下跌，2000年2月年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随后的2000年3月纳斯达克开始下跌，互联网泡沫爆破，一直下跌至2002年10月，但是这次美债倒挂的时间在2000年年末就结束了。中国PPI从2001年4月进入负值（-0.12%）一直持续到2002年12月才开始转入正值，而CPI的底部在2002年年中前后就形成了，在之后的CPI和PPI上行大宗商品的从2002年开启的超级牛市则是因为中国加入WTO导致的。2001年这段时间CPI和PPI的裂差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国内经济下滑引发需求弱化，最终采取供给侧改革，第二，外部风险的传导，前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余震和美债倒挂的新风险共同作用，第三，美债长端利率下行和原油原油下行。